《隨筆》剪輯之後

對於我這種非職業、非專業的影像創作者，因無法在國內外影展亮相，所以別說是戲謔地挪用「作者已死」，更可說作品在被完成時它也跟著一命嗚呼了吧！這種拍攝之前、剪輯之後的撰文就是為了補足之後可能的杳無音信而自我評論、自我檢討的論述方式。

相較於半年前的作品《下午》，《隨筆》有更多在形式上的實驗，拍攝地點也不只一個，增加了許多現場碰到的不確定因素，例如當下光源不夠或是場地臨時被其他人使用等等⋯⋯；但這些限制本身就是小團隊或個人創作容易面對到的挑戰，資源的限制也能促使工作者思考如何與限制互動。

《隨筆》的拍攝現場最讓我有體悟的不是這些種種，而是我對於一個作者在創作時該有的思考脈絡產生的新疑惑：對於一部電影來說，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資源缺乏，《隨筆》在拍攝時本來就會有許多不可控的因素。例如表演時可能會一個人節奏快，另一個人選擇節奏慢的執行方式。又或者說原本設計的鏡頭運動因環境和其他種種原因，即使成功執行，在美學上還是有些不同。

其實這些問題在有無限資金的商業團隊中也會發生，應對方法也很清楚，當一個作者知道自己最在意的面向是什麼，自然就可以做出取捨。但我在《隨筆》現場與剪接中，常常會有一個困惑點，那就在於我不知道一個電影最重要的是什麼。

做《變身》時我覺得電影最重要的在於影像（攝影）；做《下午》時我覺得電影最重要的是表演。不過做《隨筆》時我不太清楚一個電影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因此在現場會有一種感覺，覺得每顆鏡頭都可以用，即使有失誤。

應該說，我清楚電影最重要的面向是什麼，電影最重要的在於「相對位置關係」，類似《電影書寫札記》中寫道的「電影藝術的表達能力是透過影像與影像、聲音與聲音之間的關係所得到的，它不需要分析或解釋，它是在重組。」所以我認為重點在每個影像和每個聲音之間在被擺放後因為相對位置產生的關係，這就造就了我在現場會覺得重點不是在這顆鏡頭拍得多好，表演多俐落，而是只要我有拍到就好，因為最重要的是透過位置的安排產生的意義。

所以在《隨筆》的拍攝中我幾乎沒有一顆鏡頭拍超過兩次，一方面是因為鏡頭前的維婕、書亞、子寧本來就十分專業負責，鏡頭後的哲瑜也是；但更多的是我對於這兩個面向敏感度降低了。我幾乎不太能同理那些大導演們所說每一次rolling都是魔法的展現或是一場挑戰，我對於拍攝的想像比較類似搜集的概念，一個好的鏡頭和壞的鏡頭只要內容是一樣的，那他們在被安排到同樣位置時他們能表達的含義就是一樣的。

因此，誠如上述，那我在剪接時應該會遇到一種情況，即是無論我選擇哪次的嘗試，只要它們隸屬同一顆內容，那透過剪接上的位置安排他們應該都會一模一樣。

然而事實不是如此，我卻又在剪接時看到當演員在單一鏡頭中嘗試不同的執行方式時，他們又會對整體的電影有影響，白話來說就是會讓電影更好看。

這就讓我在前述的邏輯上產生了矛盾，所以《隨筆》的拍攝、剪輯過程我又得開始思考所謂的敘事到底是透過什麼才能成立的呢？

我認為這種透過實體練習而觸發的抽象訓練讓我在創作上會有十足的進步，畢竟我已經明顯感受到《隨筆》雖然依舊有明顯的失誤和粗糙不足，但相比《下午》更遠離傳統的敘事電影，也越來越靠近我心中的好作品了。2022 / 06 / 27